转载自杜车别教授《所谓万历作风问题——兼驳阎崇年等谬论》，发表于《社会观察2007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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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原文：
所谓万历作风问题—兼驳阎崇年等谬论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的皇帝……总而言之,五毒俱全、一无是处。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一） 酒色财气问题
首先从广为流传的所谓“酒色财气”说起,这种说法的起源是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写的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他针对万历身体状况不佳(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在他看来,万历身体不好就是因为“酒色财气”。
在评判雒于仁的言论之前,先弄明白一个时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风,这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很有帮助。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惟恐不偏激,言辞惟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夸大其辞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究竟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尖利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的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们是这么做的,把一个铁腕首辅弄得焦头烂额,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张居正一死,就更肆无忌惮,把他攻击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在这之后,攻击的矛头就开始转向申时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时行不过软弱之人,干掉他,对言官来说,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轰动效应。那么唯一的出名捷径,哗众窍门,自然首推直接攻击皇帝本人了!在这些人的批评攻击中,十句话,多半有七句话是假的,明代的小说里真话的比例大概都比他们高!后来熊廷弼也是被这些人屡次用类似手法攻击而被无端罢免。
了解了这些,对我们分析问题很有帮助。可笑的是许多论者往往双重标准,当那些言官攻击张居正、熊廷弼时,他们懂得具体分析。而一到这些言官攻击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纳,信为事实,如此做法,真可谓乖谬已极!事实上雒于仁扣给万历的所谓酒色财气四字,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
1、酒
以酒而论,没有任何实例能够证明万历皇帝饮酒过度,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万历“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梦看见的。
明史专家樊树志在举例论证雒于仁的言论时,唯一举出的万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张居正当政时期万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后写自我检讨的事情。试想,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说万历十年以后,神宗纵酒无度,何至于连个像样的记载都找不出来?非要拿万历十年以前,神宗没有亲政的时候那次醉酒来说事情?就算一个现代普通人,偶尔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没有谁会因此就无端被扣上一个纵酒的罪名。
2、色
接下来再看一个所谓的色,自然这更易让某些人神经兴奋,即便如皇帝,如果蒙上好色贪淫四字,也大有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危险。
在各种攻击万历皇帝的理由中,这也算得一个重头。事实上在雒于仁之前就有人攻击过万历好色了,根据什么呢?万历十四年九月的时候,神宗因为生病,连日免朝,症状主要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身体虚弱……,照理说这很正常,现代医学保健卫生这么发达,仍旧免不了经常有人生病,更何况古代?然而有个叫卢洪春的礼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觉得自己扬名立万、借题发挥的机会到了,马上煞有介事地上疏,俨然以医生自居,分析说:“医家曰气虚血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圣谕,则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樊树志解释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万历的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并且赞誉卢洪春说这些话是“一片赤胆忠心”。一个稍微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卢洪春说的话,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派胡言!
然而,在古代(甚至现代的一些人),人们似乎就相信这个,只要一个人身体有了些疾病,就情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联系起来。一些文人官僚们攻击张居正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手段。张居正因为得痔疮,做开刀切除手术后死的。应该说痔疮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即便是现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对于张居正这样长期坐着办公、缺少运动的人来说,得这样的疾病更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丑化张居正的明代文人笔下,却居然联想到其他方面,做出无穷文章来。王世贞说张居正之所以得痔疮是因为“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责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即张居正因为好色过度,加之吃了春药,才得痔疮。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可谓生命力长久。
鲁迅的文章中就有这么一段:“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把牙痛牙损,联系到所谓“阴亏”,进而是“不自爱”,这和因为张居正得痔疮就污蔑捏造出他“日饵房中药”,因为万历“头晕眼黑,身体虚弱”就能联想到他“耽于女色,房事过密”都是一样的滑稽!
然而在中国古代,甚至是现代的一些所谓历史学家,偏偏愿意相信这套东西。王世贞不过是个因为没有被张居正重用而衔恨不已的小人。方舟子曾经辛辣地讽刺说,这些人莫非在张居正的卧室里安装了窃听器或监视器,才能知道这类隐私?只要稍加分析,就知道此类说法的荒谬性!痔疮和好色有什么关系,难道说现在那些得了痔疮的人,都是因为好色?可笑的是某些历史学家,包括对张居正总体上给予正面评价的历史学家,在这类问题上的分析能力似乎还不如一个非历史专业的方舟子,居然对这类荒诞不经之谈,存心丑化污蔑张居正的言辞不加考辩,就信为事实,也真可笑之极!某些历史学家对现在颇受推崇的张居正尚且如此,那对万历皇帝就更可想而知!
平心而论,万历皇帝,从小就深居宫中,缺少运动,少晒阳光,饮食过于精细,身体虚弱多病是很正常的。用现在的眼光看,缺钙,缺少必要的维生素,此外到中老年之后,还可能有高血脂、高血压等等潜在的疾病!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以后,大多寿命不长,原因大抵类似。而文官群体中从来就不匮乏一些心理阴暗下流者,只要听说皇帝身体不好,便要无端联想到所谓好色,所谓性欲过度上去,就好象皇宫大内安装了他们的监视器一样,凭空杜撰,唾沫横飞,信口雌黄,而后世史学家不认真考辩,一概信为事实,未免有些糊涂!
万历皇帝并非是明代第一个遭受如此污蔑的皇帝。明宪宗一生只钟情于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万贵妃,并不因对方年老色衰而移情别恋,甚至当万贵妃死后,自己也因悲伤过度,不久撒手人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硬被一些人丑化成荒淫好色。明孝宗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皇帝,没有任何把柄可以被抓,这总避免了所谓好色过度之讥了吧。其实不然,因为他也是身体虚弱,动辄头晕眼花,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按照网友慈洵阅读多本明孝宗传记所见,这样一个在当时文官都认为无可挑剔的皇帝仍旧免不了被现代一些心理阴暗的历史学家浮想联翩、胡乱猜测。回到万历皇帝,万历一生也就钟情于一个郑贵妃,这个感情同样至死不变,即便到万历四十多年郑贵妃人老珠黄,他也从来没有另觅新欢。他们之间的关系倒不像是一个有着三宫六院,可以任意选择美女的皇帝与后妃之间的关系,更像平常人的一对夫妻,白头偕老,至死不渝。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要知,即便是现在的普通人,也多有发生第三者插足,移情别恋,乃至离婚。一个能用时间来证明自己专情的皇帝,居然还被丑化成所谓好色,所谓荒淫过度?如果他真的这么好色,何必抱着一个年老色衰的郑贵妃不放?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顾事实,混淆是非到这个地步,也足以令人愤慨。
不妨看看教授阎崇年的妙论:“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倒是把一个郑贵妃说的和杨贵妃一样,可惜他忘了郑贵妃和万历年龄相仿,到万历三十年以后,这郑贵妃就人老珠黄,不知道他们究竟还能怎么个腐朽糜烂、昏天黑地法?
3、财
然后再看一个财字,说万历皇帝贪财,由来已久,而且还都有根有据,收敛矿税,查抄大臣家产收归大内,以及其他见缝插针地设法增加内帑收入等等,这些似乎都是万历贪财的铁证。然而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皇帝居然会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不是说皇帝“以四海为家、以六合为帑藏”吗?
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田口宏二朗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皇帝没有真正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田口宏二朗分析说:
“当然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间以后,这个项目虽然逐渐变成内库的收入来源,但到明末户部也一直干预金花银的收取和开销。……可以说除了若干庄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来没有专项财源。”
所以,所谓万历贪财,并非是万历真的贪财,而是万历时期,大部分的财政开支,皇帝没有权力任意支配,皇室费用的花销,动辄受到牵掣,以至于皇帝常常觉得手头紧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如一个明代的富商来得宽裕!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备无患,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可以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溥仪在回忆录中交代了他这个满清末代皇帝花在膳食上的一个月开销(甚至是退位以后):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计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汤肉五斤共一百五十斤猪油一斤共三十斤肥鸡二只共六十只肥鸭三只共九十只蒸鸡三只共九十只“下面还有太后和几位妃的分例,为省目力,现在把它并成一个统计表(皆全月分例)如下:我这一家六口,总计一个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只鸡鸭,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只鸡鸭是我这五岁孩子用的。此外,宫中每天还有大批为这六口之家效劳的军机大臣、御前侍卫、师傅、翰林、画师、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监,以及每天来祭神的萨满等等,也各有分例。连我们六口之家共吃猪肉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计用银二千三百四十二两七钱二分。”
另据溥仪的记载,他这个满清的末代皇帝一个月用在膳食上的宫廷消费就有14794两白银之多,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消费和明代做一个比较。万历相对来说已经可以算明代所有皇帝中生活比较奢侈的一个了,那么他在饮食方面的消费水平和一个权力上最受约束限制的满清末代皇帝相比较,又如何呢?
明人张鼐的《宝日堂杂钞》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数据。根据邱仲麟的考证,《宝日堂杂钞》记载的是万历三十九年正月的宫廷膳食消费情况。如果以整个宫廷所有人员(包括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及其他人员)膳食消费白银来计算：
“膳单前一部分所费,计银11,004.0476762两;后一部分,则费用为1,222.7076099两。两者合计,为12,226.7552861两,平均每天为421两许”。
也就是明代万历时期,整个宫廷一个月用在膳食上的消费是12226多两白银,这和满清相对待遇最差的末代皇帝一个月消费14794两白银比,还少2000多两。如果认为考虑通货膨胀,白银比较没有说服力,也不准确。那么用实物进行比较也能说明问题。溥仪个人一个月消费的猪肉鸡鸭数量,据上引是810斤肉和240只鸡鸭。而万历这个明代成年皇帝,一个月消费的数量,《宝日堂杂钞》中的记载是：
“御膳:猪肉一百廿六斤,驴肉十斤,鹅五只,鸡三十三只,鹌鹑六十个,鸽子十个,薰肉五斤”。
也就是说满清末代皇帝而且是一个儿童,每个月消费的猪肉数量是万历皇帝的8倍,鸡鸭数量是万历皇帝的6倍。至于太后妃子的膳食消费数量,满清末代小朝廷的排场也远远在明代之上,比如溥仪的太后,一个月消费的猪肉是1860斤,鸡鸭各30只,而万历时期：
“慈宁宫膳。猪肉一百二斤八两,羊肉、羊肚、肝等共折猪肉四十九斤,鹅十二只,鸡十六只,鹌鹑二十个,鸽子十个……”
显然光猪肉,满清的太后消费量就在明朝的太后的十倍以上,鸡鸭之类的消费数量也比明代太后多。其他的比较就不一一列举,大抵类似。看了这样的比较,再来看对明朝万历皇帝所谓贪财、奢侈的指责,就不能不令人发笑了。原来所谓贪财奢侈的万历皇帝,在消费水平上居然还比不过一个满清倒台的末代皇帝,如果和满清最阔气时期,权力欲望丝毫不受制约的康熙乾隆进行比较,结果更可想而知。
4、气
关于“气”,雒于仁的主要依据是万历在宫内仗责太监过重,甚至有因此死亡的。
说句实话,明代的这些言官确实难以伺候。皇帝如果对太监好,那不行,那就是皇帝宠信宦官;如果皇帝对太监不好呢,那还是不行,这就成了皇帝任性尚气虐待下人了。总之都有过错。实际情况不过是宫内几个太监犯了过错,万历偶尔责打了几下,还有太监是自己生病死了,结果居然被渲染成了万历杖毙太监。
如果说宫内情形,不能了解确实,那么通过万历对待那些言官的态度,倒是可以看出万历究竟是否如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样任性尚气、心胸狭隘?雒于仁上这个《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指着鼻子破口大骂,不顾事实如何,网罗罪状,编造谣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诽谤侵犯名誉,但万历最后给他的处分不过是革职为民,如果换了满清的康熙乾隆,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凌迟处死,并且株连家人了;在这以后,给万历上书进行无端漫骂的文官更是络绎不绝,万历都被他们骂得没有脾气了,只能装聋子不理睬。雒于仁还有一个革职的处分,后来者,则干脆什么处分都没有。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张养蒙效仿雒于仁之故伎,又给万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大罪名,结果神宗一笑了之,干脆没有理睬。
关于万历时期,言官们对皇帝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批判漫骂,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论述。比如蔡明伦《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一文,叙述就颇为详细,仅仅文中提到的参与对万历皇帝批斗漫骂的人名就有李沂、谢杰、王元翰、马经纶、魏允贞、李三才、田大益、张养蒙、马孟祯、许闻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对万历的漫骂更是到了歇斯底里、无所顾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万历同“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汉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蔡明伦评论说,“这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中”。中国历史上谁被大臣这么骂得狗血喷头,大概万历是冠军了。
万历被他的这群大臣这么肆无忌惮的痛骂,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堪到极点,所以才受如此待遇呢?其实不是,蔡明伦在分析原因中说,“士风日下,部分言官出于沽名钓誉的私心而故意耸人听闻”,蔡明伦的观点估计应该还是太保守了,在他看来,仅仅是部分,在我看来,是绝大部分才对。万历皇帝拿言官没有办法,只是在他们的无理漫骂攻击中锻炼出来好脾气。当时人,也颇有了解内中情形的。比如于慎行就说:“今上在御日久,习知人情,每见台谏条陈,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舆,有时全不动怒,曰:‘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卷而封之。”当皇帝能当出这样的好涵养好脾气来,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现象。即便现在一般人也很难做到这种面对无理漫骂攻击,还全不动怒。如果满清康熙乾隆有人敢对皇帝这样做,砍头是轻,凌迟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当的意见,都有生命危险。万历这样的好脾气,居然还被某些人大肆丑化成任性尚气,心胸狭隘。比如阎崇年可以完全不顾事实地说:“对万历怠政提出批评的官员,大都遭到惩罚。”
而事实真相是却恰恰相反,绝大部分对神宗进行批评漫骂的言官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大概也只有刚开始那个根据万历生病胡编乱造些污秽言辞的卢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这才有蔡明伦说的一些言官看到进言时言辞激烈什么事情都没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胆地批评指责,甚至在上奏前四处宣扬,显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极谏之名”。酒色财气暂且分析到这里,但是事远没有完,只能算个开头。毕竟酒色财气还仅仅是针对万历个人品行,至于要把明朝灭亡这样的大罪责推到万历头上,仅此当然不够。对万历的污蔑指责更厉害的还在后面,我们不妨一个个看过来。
(二）所谓万历怠政
凡攻击万历的言论,对这一点必然提及。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模样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
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特批,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当头一棒。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
“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另外从万历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而阎崇年却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阎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可谓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他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虔诚,在他统治下实行了20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此外江西百姓也被屠戮大半。所以像康熙这样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妄杀毛文龙埋下祸端。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
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地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当然也不必否认,对许多奏疏,万历也确实常常留中不发,不予回复。但这也并非没有理由。万历和那些文官打了40多年的交道,深知这些人的脾气。要对付这些人,有时候不理睬他们倒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于国于己都有好处。用这种处置手段,对国家行政的实际运行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中说“没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办,整个中央机构,几乎停止运作。上自尚书,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根本就是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的一派胡言!
事实上,《明史.选举三》说‘在外府州县正佐在内大小九卿之属员皆常选官选授迁除一切由吏部’,《大学衍义补》第10卷‘公铨选之法’条目下说‘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这两条史料基本明确了部选的适用范围,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权自己决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选。”这个阎崇年所谓的“下到知县,缺员得不到补充,辞职也得不到批准,使得衙门无法办公”,真是天大的笑话!事实上即便是硬污蔑万历放弃自己职责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怠政,退一步说,即便真有所谓的怠政,那么这种怠政也不会对国家政治的运行造成什么实质意义的影响。
(二） 所谓宦官肆虐
还有一条加在万历皇帝头上的罪状就是所谓的“宦官肆虐”,这也是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的:“太监的权力因此越来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这就为后来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关于矿税的问题,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其实已经分析过了,矿税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是不是太监根本不是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算是派遣不是太监的人去征税,因为触犯了商业集团的利益,同样会被拼命丑化。而实际上这些矿税太监远没有一些论者所说的那般风光跋扈,很多情况下,都被暴民活活打死了,万历皇帝也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比如湖广民变中,数万市民包围陈奉的税监府,陈奉手下人被投入江中淹死,锦衣卫被打伤,税监衙门被火烧掉,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暴乱了,如果没有地方官员的故意纵容是难以想象的。可是这件事情处理的结果却是,暴乱的市民没有得到惩罚,煽动暴乱的官员也没有得到惩罚,反倒是受害者陈奉被撤消了税监职务。矿税太监在当时被仇恨是可以理解的,但实际上由于他们得不到地方官员的支持,很多情况下都是寸步难行,这也是为什么万历征收矿税,征来征去,所得也实在有限!
如果我们现在看待矿税太监仍旧用明朝当时那些利益集团肆意丑化夸张的眼光,真相信他们可以任意肆虐横行的谎言,那就偏离事实太远了!接下来再看阎崇年所谓宦官肆虐的另一个论据,也就是司礼监权力膨胀的问题。他这里从《明史·朱赓传》中引用了一句话来作为论据,但从这处引用来看,他似乎连基本的《明史》都读不懂了!我们不妨来看看《明史》中这处的原话是什么?现在摘引如下:”先,考选科道,吏部拟上七十八人。……三十六年秋,命始下。诸人列言路,方欲见风采。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适当赓病起入直时。众谓赓修郤,攻讦四起,先后疏论至五十余人。给事中喻安性者,赓里人,为赓上疏言:
“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者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是时赓已寝疾,乞休疏二十余上。言者虑其复起,攻不已,而赓以十一月卒于官。”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说出“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这个话的并非是朱赓,而是朱赓的同乡给事中喻安性,而喻安性说这话的背景是因为“给事中若霖先尝忤赓,及是见黜”,导致一大批新进的言官对朱赓进行疯狂的弹劾攻击批斗,人数多达五十余个!而喻安性为了支援自己的同乡,这才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其意思是为朱赓推卸责任,但显然其他言官不是傻瓜,根本不相信他这个明显违背事实的话,反过来一起弹劾他,同时也不放过朱赓:“遂交章劾安性,复侵赓”,这才是事情的整个经过。这样一个事情,到了阎崇年嘴里,居然变成了“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言官本来就有肆意撒谎,任意夸大其词的传统。这个喻安性的话,在当时都没有人相信,而现在的历史学家居然奉为至宝,真可算是奇哉怪哉!
关于万历时期司礼监的权力究竟如何,我们还是来看看《晚明史》作者樊树志的论述吧!樊树志说:“以神宗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像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一旦他们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了冯保的覆辙。”这里反复提到了冯保,其实冯保是冤枉的,冯保有什么过失,不就是因为协助张居正而得罪了太多人吗?张居正一死,他一被弹劾,就马上被赶下了台,所谓专横跋扈究竟从何谈起呢?还是来看看张鲸、张诚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两人也谈不上有多跋扈!比如张鲸,仅仅从万历十六年何出光等人弹劾他开始,他就被万历疏远最后被罢斥。至于张诚可能稍微比张鲸风光一点,按照樊树志说法,“张鲸遭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并掌东厂及内宫监”,但对他的权力也不必过于夸大,《明史》中甚至连专门的关于他的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叙述张鲸的时候,顺带提到了他的名字。这回似乎在没有文官弹劾他的情况下,仅仅到了万历二十四年,神宗就找了一个借口,“突然下令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侄张勋、张绍宁及亲信霍文炳、张桢等人的住房田地一并籍没入官。神宗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发南海子净军;并将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人押入监狱”。至于张诚以后的司礼监,樊树志是这么描述的,大家可以自己做个判断:“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由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等人以张鲸、张诚的下场为戒,注意收敛,凡司礼监政务,田义与陈矩开诚协济,裁酌施行。田义为人俭朴寡言,人不敢干以私。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神宗赐额曰‘清忠’。”“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限制,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神宗晚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
就这样,事实真相是万历时期,司礼监冷落到几乎无人,东厂荒凉得生满青草,到了阎崇年那里,居然变成了宦官肆虐、太监权力越来越重,黑白混淆到这个地步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
(三） 所谓的乱封滥赠
所谓乱封滥赠,用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的说法是:“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没有田了,就将周围郡县的土地划过来。他们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而万历六年,全国的田地是5.1亿亩,他们三家占全国总田地数的6.3%。”我们先不管这里具体的数据是否正确(事实这些数据错得离谱,没一个是对的)。
我们先来做个小学生都会做的除法,810万除以5.1亿等于多少?两边约去万就是810除以51000,最后得到的结果约等于1.6%。而阎崇年得到的结果居然是匪夷所思的6.3%。我们再看他提供的数据。开头第一句话就错!明代的所谓皇庄,按照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记载,兴起于永乐末年,于正德时期达到高峰,然而到了明世宗即位后的嘉靖年间,皇庄就被废除。改为“官地”。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原先皇庄的管理人员不受地方政府支配,土地确实可以看成皇家所有,但是皇庄改称官地之后,管理人员就由“户部派州县官取代,即‘有司代管’”。皇庄所起到的作用,仅仅是每年将田租交纳给宫廷使用,作为皇室的费用开支,并且这种性质的田租比例远小于一般地主征收的田租(按每亩三分征)。官地和皇室唯一的联系,无非是每年向皇室交一笔银,而不必再另外交税。阎崇年所谓的“万历帝自己的皇庄占地210万亩”,只能看成是毫无常识的信口雌黄。
另外,皇室无论如何总需要有一定的收入来源,来应付日常的花费开销,皇庄也好,官地也只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收入的途径而已。不考察具体从这些官地收入多少,而只是耸人听闻地列出多少亩田地的数字,只能是骗骗无知愚人!从实际来看,皇帝从官地获得的收入也是相当有限的,比如根据黄仁宇的记载,“皇庄每年4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可能这个数字每年有波动,但最多的时候估计也不会超过6万两!这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一些私人大地主,一些大盐商,一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每年赚取的利润都远远不止于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地明朝皇室对人民的剥削?
对比一下满清的统治者,民国四年的开支竟达二百七十九万余两,以后民国八、九、十各年数字逐年缩减,最低数仍达一百八十九万余两”,这还是已经倒台的满清末代皇帝,如果是康熙乾隆,每年耗费的民脂民膏,则更难以计量。不知道有些人又做何评论?如果没有所谓的官地,只要皇室不喝西北风,那相应的开支也必然还是要从国家统一收取的粮食税中分配,那又有什么分别?
再看,阎崇年所谓的“赐给他弟弟潞王翊镠田400万亩,赐给他儿子福王常洵田200万亩”。对这个问题不妨看一下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第三章,注释二中的一段话:”对于福王庄田的若干情节,中外学者多有误解,……万历指令以4万顷为福王的庄田,不过是和群臣讨价还价的办法。讨价还价之余,万历就减价为2万顷,福王本人也再三表示‘推辞’。而万历所真正为福王索要的,则不在田土而在佃金。万历的意图,即要三省地方官从这笔收入中每年缴纳银46000两,以作福王府的开支。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表示承担3659两的银子。福王本人,曾因为不相信各地的报告,而派人在河南丈量上述田土,以致与当地官民发生冲突。”黄仁宇这段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赐予福王2万顷土地,并非是福王就真的拥有这2万顷土地,而仅仅是相应的省份,每年提供给福王对应这些土地相应的一笔银子。所以从土地的数目上似乎很惊人,400万亩,200万亩,真是罪恶滔天,但实际上代表的银子不过是4万多两,2万多两而已。
明代一个中等规模的商人,一次做生意携带的本钱都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某些人声讨的明代宗室侵占大量土地的真相!实际上按黄仁宇的考证,福王每年真正拿到的代表这些土地的银子连2万两都没有满。潞王应该也是这个情形,断然没有真的占据400万亩土地的道理,所谓400万亩真实含义不过就是每年从地方财政上获取4万两银子的收入而已!而且根据明史记载潞王是一个品行相当优秀的人,绝非好财贪婪之辈!他甚至每年把自己的收入用来援助国家!由以上分析就可以看出阎崇年所谓的“父子、兄弟三家占地810万亩”近于梦呓胡言!倒是满清入关以后的圈地达到16万顷也即1600万亩!
（全文完）